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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国家加大装备采购力度******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近日，立陶宛政府宣布与美国政府敲定一项价值4.95亿美元的协议，采购8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无独有偶，爱沙尼亚近期也与美国政府签署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协议，采购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这是爱沙尼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武器采购项目。对此，其邻国拉脱维亚表示，该国政府也在寻求高性能火箭炮系统，或将采购不超过10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波罗的海三国纷纷加大装备采购力度，或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负面影响。

　　据悉，“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具备火力较强、机动性能较优、装填较迅速等特点。该型火箭炮系统配备6个发射管，既可发射射程70千米的GPS制导火箭弹，也可发射射程超过300千米的“陆军战术导弹”。在满载弹药的情况下，“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公路最高时速可达90千米，具备自装填模块化发射能力，独立作战能力较强，可利用公路网，实现随停随打、打完即跑。

　　今年9月，北约在拉脱维亚举行了“银箭-2022”多国军事演习。演习期间，美军使用C-130运输机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运抵拉脱维亚里加和利耶帕亚机场。在随后的实弹演习中，参演人员使用该型火箭炮系统发射火箭弹，成功打击波罗的海水域拉脱维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预定目标。不久后，波罗的海三国相继表达了购买“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意愿。

　　俄乌冲突爆发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并声称要将国防开支占比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据北约估计，目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防务开支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4%、2.10%和2.36%。报道指出，尽管波罗的海三国的目标一致，但三国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各不相同。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表示，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将在2024年超过3%。立陶宛预计明年达到这一目标。拉脱维亚暂未透露具体时间。

　　与此同时，美国也借机加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12月16日，爱沙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个步兵连已抵达爱沙尼亚，并计划在爱沙尼亚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以增强北约东部力量。分析人士指出，受俄乌冲突影响，波罗的海三国经济呈现放缓和停滞现象，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北约近期军事活动持续升级，一方面大幅扩充快速反应部队规模，另一方面频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波罗的海三国此时加大装备采购力度，不仅会加重国内财政负担，还可能导致误判，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常雨康）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